所恶于智者，为其凿也。

邵雍想象的渔樵问对多有直接论道之言，虽然精彩，却更像隐士高论，不似渔樵笑谈。渔樵出没于山水之间，并非为了脱俗，其实渔樵从事的正是生活所需的俗事，山水首先是渔樵的生计，然而渔樵的质朴山水智慧几可及道。

我们追忆山水，却发现作为超越之地的山水有其生成过程，并非自古如此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存在本身并不是存在论中的一个问题，而只是存在论的给定前提，而历史反而是存在的意义来源，正是历史使得存在成为有意义的问题，因此，to be只有在等于to do时才构成一个需要思考的存在论问题，否则只是存在本身的重言式——存在本身永如其所是，一切如常，只有当时间落实为历史，存在才成为不平常的问题。真山水，即可以自由进入而非私有的山水，无需隔世，无需幻觉，而直接具有超越性。正因为青山是活的，所以能够见证青史。超现实性回绝了历史性而缺乏沧桑

（汪洋前几年在广东讲了纠此偏误的话，至今为人称颂，称颂得对。有人甚至主张请出孔子后裔（衍圣公）充任通天大教主，管理全国伦常、国政，这对儒学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，讲得文雅点，这样做是画饼充饥，难听点是痴人说梦。正所谓顺乎天而应乎人［15］，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。

尽管历史的问题规模明显小于存在的问题，但历史却是存在的意义根据。⑦详细论证请参见赵汀阳《第一哲学的支点》第三章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。不止于言的有效性，更在于行的有效性。为什么？对于这个究根问底的问题，恐怕只能给出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回答：思想的根基就是思想的界限，那里已经是思想不可超越的极限，再也无从反思了，于是，思想的界限不再是一个思想问题，已经转变为一个解释力问题：只要一个形而上假设的解释力胜过与之相反的假设，那么这个形而上假设就足以成为一种精神根基。

作为自然时间的一维绵延本身没有未来（这里不包括多维时间的宇宙），或者说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自然时间是同一的（identical），本身无所谓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［13］徐旭生：《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》，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85页。

相当于证明了蛇吞象是可能的。正因为历史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意义，历史的有限性就足以应对时间的无限性，就像从1到2的有限区间却能够与无穷的自然数构成对应关系。虽然历史事件是有限可数的，但历史事件之间的意义关系却可以容纳无穷解释，于是，历史空间虽然有限，所能够容纳的意义却是无限的，因此能够使历史的有限性内含无限性。所以，对于宗教，盲目相信是唯一的保值方式，再无任何具有理论性的依据，这也是宗教对付不了怀疑论的原因。

相对而言，这是天人合一关系的一个稳妥证据，但也有局限性：无为方式适合于解释生命问题，却难以解释政治和历史问题。或以政治-法律为本（现代西方国家）。（3）天人类比（以汉儒为代表）。人的灵活顺天实践就是证据。

如以现代史学标准度之，似乎应该说，现存的五经只是史料，是成熟史学的前史。李泽厚：《由巫到礼·释礼归仁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，第13～21页。

但此说实有不少疑点：作为法家的秦始皇只能更不喜欢表达儒家制度的五经，而五经尚存，另外，后来民间所献的古文经居然也只有五经，就更奇怪了。这种有限性或部分地归因于上古的有限记述能力，但更重要的可能原因是，正如我们所分析的，五经的意图本来就不在于故事性，因其思想并非聚焦于史实细节，而是聚焦于承载着历史之道的历史性（historicity），即一种历史所以成为这种历史的运行方式，更准确地说，历史性就是文明对时间的某种组织方式，这种对时间的组织方式为经验和思想赋予意义。

古人的生活几乎为经验所充满，灵验就是最高的价值标准，无灵验的抽象信仰没有吸引力，就是说，古人在经验里还看不出先验原理，灵验才是硬道理。那么，是什么理由使人敢于以历史去回应时间？敢于以青史去对应青山？敢于以人间经验去应对超验问题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勇气？ 理由十分简朴，说起来有些难以置信：经验是思想的最后凭证。另外，长达数千年的巫术终究没有产生成熟的宗教，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。或以神话为本（各种古老文明）。经验者不是主体，劳动者才是主体。人没有创造世界，却创造了历史，所以历史是人的思想对象，在这个意义上，人有人的存在论，人有人的创世学。

历史空间虽然有限，所能够容纳的意义却是无限的，因此能够使历史的有限性内含无限性。这不是对X的有效解释，而是把难以解释的一个问题变成了两个（奥卡姆剃刀就是要切掉此类冗余假设）。

这种分析有其道理，但恐怕仍然不是充分理由，也不是特殊理由。周朝的顺天应人原则既是思想革命也是神学革命，它开创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（尽管其理论的完整论述或晚至战国甚至汉代），同时也开创了历史为本的人文传统。

可是这也不是证据，而是把所有事情都定义为证据。［12］绝地天通的故事最早见于《尚书·吕刑》：乃命重黎，绝地天通，罔有降格。

或以宗教为本（例如犹太、中古欧洲、阿拉伯、印度）。可见顺天也存在不确定的解释。但是，只有勇气是不够的，还必须找到方法。我们必须同情奥古斯丁回答不出时间是什么，其实谁也答不上来，因为时间就是时间，存在就是存在，都是一切问题的绝对前提，但本身却不是问题：无所问，也无可问，更无答案。

［11］但这里仍然有个问题，既然经验未必为真，又何以信任经验？这个疑问也正是先验论建立理论的出发点：既然经验未必为真，那么必须相信必然为真的先验命题。如古人所见，六经皆史的要义是，事与道（或曰理）两者实为一体，道理为体，事情为用，两者有着互不可分的互相构成关系，却不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。

另一个是，事实上有的时候民心是一个集体性的错误选择，可是天命没有理由出错。存在本身只是如其所是，是自身的同义反复，既不是关于任何事情的问题，也不是任何问题的答案，所以无意义。

这种有限内含无限的历史方法在基本精神上类似于康托的数学方法（无穷集合可以映射到有穷集合的无限内部区间中）。注释： ①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·卷一·内篇一·易教上》。

不过，历史的自觉并非人文的初始状态，而是来自一个历史的启蒙过程。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礼》以道行，《乐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既言传统，就意味着，虽然巫与史各自关注的事情分属神人两界，但其间必有串联承接之一致性，否则无以过渡而形成一个具有基因连续性的传统。只有真而不空才是真实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当有了稳定的实践理性态度，从总结巫术经验转向总结历史经验，从掌握占卜经验秘密的巫转而成为掌握人事经验秘密的史，就势在必然了，其中最有力的理由是：历史经验比巫术经验更为灵验。这一方面似乎说明，先验原理对于经验的有效性，但另一方面，其实说明的是，只有当在经验中有效，那些先验原理才会被承认。

③庄子之言或为经史一体的最早说法（不过庄子之学却不如儒家那样以史为尊）。       一个可持续的精神世界能够解释所有事情的意义。

但是，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却在自然之外开创了另一种形而上问题，即历史如何为存在赋予意义。迫害、苦难、流亡使一个民族意识到，当物质一无所有，唯一能够使人们同心同德、互相认同、同舟共济、即使分散也能够相认的印记就是一种唯一共享而排他的精神，所以需要一个唯一神来凝聚所有精神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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